昆德拉：无知是流亡者的命运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对报纸采访有过著名论述：“一，采访者对您只提一些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而您对这些问题毫无兴趣；二，在您的回答中，他只采用一些他觉得合适的；三，他用他的语言、他的思维方式来阐释您的回答。在美国式新闻的影响下，他甚至不屑让您证实他让您说出的话是正确的。

　　采访发表了，您安慰自己说：人们很快就会忘了它的！根本不是：有人还会引用它！甚至那些最谨慎的大学教授们也不再将一个作家自己撰写、署了名的词句与那些别人转述的他的话区别开来。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坚决地下了决心，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但是《无知》出版之际，昆德拉破例同意以书面形式回答法国《快报》的提问。

　　经昆德拉本人授权，《外滩画报》全文转载了该访谈：

　　问：《无知》是您第三部用法语写的小说。您跟这门语言的关系进展得怎样？您还怀念捷克语吗，就像书中的人物约瑟夫跟他的朋友n用母语讲话时那样？

　　昆德拉：不，不怀念。因为，跟约瑟夫不同，我每天用捷克语跟我妻子讲话。不过，二十八年来，我周围的世界是法语世界，别人跟我说法语，我也跟别人说法语。于是每天我能感觉到母语与外语间深刻的区别。 我说捷克语时，句子自己就从嘴里跳出来，不受控制，是从小就形成的脑神经的自动反应。相反，说法语，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动的。用这种语言，一切都是有意识的，一切都是经过思考的，经过斟酌的，受控制的，但也是新的、新得到的，令人惊奇、令人赞叹。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结构，这种对语言极为有意识的状态让我着迷。它与我的创作风格并不矛盾，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创作风格都是由清楚、简单、透明、明晰的情感引领着。

　　问：读您的小说，感觉流亡超越了政治背景，是所有人的命运，是存在的一个根本特征。似乎从根本上讲，人永远都是流亡者。您觉得呢？

　　昆德拉：流亡是可怕的政治动乱造成的后果。不过，您说得对，流亡，谨慎一点说，内心的流亡，也是“所有人的命运”。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小说家不讲述或评论历史，而要发现人类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大的历史事件对他来讲像聚光灯，一下子照亮那些隐藏的方面，揭示它们。实际上，把所有关于思乡之情的陈词滥调放到一边，看看究竟什么是思乡呢？除了对被遗弃的祖国的思念，不是也有对遥远的流亡之地的思念吗？除了对帕涅罗珀的思念，不是也有对卡吕普索的思念吗？还有回归，大回归呢？它还可以在这个世界存在吗？既然历史飞速前进，日益改变着从前属于我们的景象，究竟什么是记忆？ 我到处听到“应该记住”、“必须记住”类的口号，但我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二十年后回到祖国，却被“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震惊了：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再回去是不可能了。遗忘抹去过去，记忆改变过去。我们全都淹没在无知之中。无知，不应该视为智力上的一个缺陷，而应该视为人类境遇的根本特征。

　　问：能跟我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吗？它的叙述节奏在我看来是越来越快，而读者读得却是越来越慢：应该因为叙述的紧张而放慢阅读的步伐吗？ 昆德拉：您刚刚说出了我心中理想的小说结构。我常常说我用法语写的三部小说借鉴了赋格结构。其实，赋格是一种完美的形式，适用于所有艺术。它的复调原则要求每个细节一旦展开就转变为动机，在整个结构中多次重复、变奏、暗示。在《无知》里，动机就是关于思乡、遗忘、尤利西斯、阿诺德·勋伯格、镜子（伊莱娜、米拉达、母亲、古斯塔夫，所有人都迷恋镜子）、一件印着卡夫卡头像的可笑t恤、丹麦的房子（约瑟夫对它念念不忘）、变成噪音的音乐，等等。这些动机留在读者的记忆里，从它们最开始出现一直到小说结束。

　　因此，小说结构的后半部分自然应该比前半部分更美、更丰富、更“紧张”，就像您说的。因为，越深入小说内部，已经说过的句子、展现过的主题的回声就越多，而且彼此呼应，从四面八方响起来。这就是音乐学上的术语所称的“密接和应”：赋格的最后部分，以一种特别紧密的叙述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