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以思想为职业

　　“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少有所成的科学家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留苏中国学生，首次讲了这句举世皆知的话时，陈春先就坐在第三排，心绪波澜起伏。

　　1980年对陈春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之前的陈春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的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在迈过分水岭之前，陈春先作为科学家的经历可谓辉煌光彩。

　　出生在四川成都的陈春先17岁考入四川大学，18岁入党。19岁他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就读，并以优异成绩代表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归国后，陈春先进了中科院，很受重用。“**”时候，尽管陈春先被认定为是“修正主义苗子”，但也没有成为主要的冲击对象。

　　陈春先在1970年至1986年间发起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陈春先和陈景润等不到10名科技人员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年陈春先还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假如陈春先没有去做企业，现在应该是院士。陈春先当年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的研究小组里出了5个院士，而他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如果单单从个人成就来说，也许陈春先搞科研成就更大，但他最终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要理解陈春先弃研从商的决定，就要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10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用“一阵春风”这样的美好词汇来形容被三中全会吹响号角的、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尽管，没有人知道，这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恢弘事业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艰辛和变数；也没有人想到，一代人的价值观会在这场变革中从理想主义直接过渡到了实用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可以被称之为时代精英的陈春先首尝螃蟹，放弃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科研事业而卷入了商业大潮当中，也因了是历史的选择，显得那么的不可阻挡。

　　然而，面对做企业没有成功，做科研肯定能成功却没有坚持做下去的命运安排，陈春先是无奈的，但更是坦然的。

　　“我也不能老是很失望丧气吧？相反,在办公司这条路上，我也学到了在科学院当院士、当科学家绝对学不到的社会知识”。陈春先说，“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尽管陈春先没有像柳传志一样为中国的it业贡献一个像联想这样的大型企业，但是，他的首尝螃蟹的勇气和超前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这是中关村的发端，也是中国it业的源头。

　　先知先觉的思想家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心情激动地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发表了《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演讲。

　　陈春先反复论述“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做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类似观点不一一举出。

　　对常年处于计划经济之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观点确实是有点太新奇了。在发表此番演讲之前，陈春先作为中美建交之后的首批10名互访科学家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硅谷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128号公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极大地震撼了这位新中国培养的、从事核聚变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而以上的观点，就是陈春先经过深刻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接下来，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纪世瀛的宿舍门被叩响了，进来的就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主任陈春先。陈春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陈春先、纪世瀛一拍即合。当年10月23日，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发生了建国30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100元的基础之上，陈春先与15名中科院科技人员在这里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

　　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核聚变”。这些北京第一批大胆下海的科研人员，播下了中关村的第一粒火种，也标注了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今日“中国硅谷”的起点。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关村大批科研人员投身下海，创办科技企业，这其中就有柳传志等人。

　　然而，这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险遭被迫关闭的厄运。在这块民营科技的试验田里，包括陈春先在内的每名职工每月可以领取7元津贴，这区区7元钱引发了“知识分子能否以知识谋利”的巨大争论，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帽子。1982年，“服务部”的工作受到阻碍，被查账封账。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第一次陷入了尚未完全解冻的大环境导致的“僵局”。

　　转折点出现在一份内参上。1983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的内参。这份内参指出：“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这些批示下达时，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越滚越大，其中最著名的企业有“两海两通”: 京海、科海； 四通、信通。到1987年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讲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3、1984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陈春先说。

　　虽然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创业热潮和中关村的历史中，曾经是博士生导师的陈春先在商海中沉沉浮浮，他创立的企业终未成大器。陈春先从不避讳自己的失败，他非常清楚，自己作为“铺路石”，对中关村的影响也就发生于1980年——1983年。

　　然而，陈春先的价值就在思考中。哪怕没有一个人同情理解，无论是在创业期还是在家赋闲阶段，陈春先想通了一个问题之后就写在纸上。“也许过一段时间有人会觉得有价值，即使没有人觉得有价值，自己也觉得满足”，陈春先说，“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永不停止的创业家

　　受中央批示鼓舞，1983年4月，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在做到最大的时候，陈春先甚至成立了一个华夏硅谷集团。

　　陈春先办公司第一笔大的业务是为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华夏硅谷公司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公司，但这个业务后来萎缩了。“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把所赚的钱都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上，但后来因遇上了特殊事件，项目滞缓下来，延误了商机。从那以后，公司的发展一波三折”，陈春先说，“商机转瞬即失，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

　　华夏硅谷搞过排版系统，在1990年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比wps也早一些，但是一遇到市场竞争这些产品便败下阵来。

　　陈春先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做过能录音的bp机，但终因不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而失败了，等到bp机被手机替代的时候，市场已经没了。

　　华夏硅谷公司最好的时候，资产也有好几千万，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等地，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在天津也盖了办公大楼，但后来，“都卖掉还账了”。陈春先说。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而华夏硅谷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

　　思想领先的陈春先认为，办企业仅仅靠思想活跃远远不够。他承认，到现在为止，自己在商场上也没有运用自如。

　　“尤其作为一个企业的总决策人，和成功的企业家相比，我自愧不如。”陈春先的坦诚，总是会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在商场上，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我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已经退出华夏硅谷、退出商场一线的陈春先以60多岁的高龄依然在工作着、思考着，依然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再次创业的想法。这个年龄在许多人看来应该是可以不问世事，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了，但倔强的陈春先认为，“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所以还想研究一些事情，可以教给后来者。”

　　在逝世之前，陈春先依然在“经营”着办公地点就在自己家的“陈春先工作室”，他的计划是把“陈春先工作室”创办为一种学习会、研究会、交流会的品牌。不久前他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意在指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创业。

　　后来，“陈春先工作室”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春先，另一个是陈春先以前创业伙伴的儿子崔宏。崔宏属于志愿者，不拿工资的那种。

　　他的背影

　　历史也正在越来越细化，有时甚至细化到遗忘。因为本报出版“千期特刊”的关系，自4月起到6月底，我们曾集中采访了一批在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老人，包括刚刚去世的陈春先。当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坐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不仅发现了自己的浅薄，更发现了历史的珍贵。

　　郭平欣，这位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副局长，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老人，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 “我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中文处理（748工程），一是引进了《计算机世界》。”郭认为，这两件事情，算是找到了中国计算机工业的源头。“其他的，我都不敢说。人一生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有这两件事情，我心满意足。”当时，是郭找到了王选，并最终实现和推动了汉字处理的普及应用；而郭在年轻时一次访美时偶识麦戈文、并最终成功引进了《计算机世界》，从自己的方向推动了中国计算机工业和it媒体产业的发展。

　　郭平欣说这些话的时候，躺在402医院的病床上，已没有以往的底气，身后的墙上则挂着随时备用的氧气。郭老的夫人告诉我们，郭老的病情已经恶化，正处在癌症晚期。但是，他虽然已经不能起床，但每天还要坚持看一点报纸。在他退休之后，曾经牵头搞了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协会，为国家赚了几十万美元的外汇，但他自己一点都没有留。郭老的夫人说，他的学生们虽然十分敬重他，但并不都理解他。甚至连她也不明白，他到底是图什么。

　　如果不是他的夫人当面诉说，我们甚至无法相信老人的情操。在这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面前，我们除了在精神上表示尊重，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后，当我们在陈春先先生家中见到陈老的时候，他淡泊名利、雍容大度的气度，又一次给了我们深深的震撼。这位中国it业的第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中关村第一人”，在其事业的鼎盛时期，其旗下的华夏硅谷公司曾经拥有12家子公司、3家合资企业，但最终却未能成功。对这些经历，他自己倒显得十分看得开，但是，在陈春先之后，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企业家成长起来。这虽不是陈春先的功劳，但是，谁又能说这与陈春先无关呢？从这一点上，谁又能说他不成功？

　　几个月过去了，郭平欣还在医院的病床上继续与病魔搏斗，而在我们采访时谈笑风生的陈春先却离去了。我们惟一能说的，就是希望历史不要遗忘以他们为代表的曾经为中国it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第一代人，并给予足够的尊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中国it产业第一代人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可以解读为这个产业一个年轻的时代的开始。而他们留下的，除了背影，还有第二代人必须思考的历史问题，必须承担的责任。

　　采访手记

　　知识分子的“宿命”

　　陈春先既是一个历史人物，又是本报的忠实读者，在两个月前的5月31日，我们采访了素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不知道这是不是陈春先辞世前的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但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便与陈春先老先生阴阳相隔，每每想来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

　　陈春先的家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座老式居民楼的11层，他家非常朴素，朴素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陈春先一个人住在这套房子里，他的爱人，也是他当年创业的伙伴数年前去美国了，与大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在深圳打拼人生。我们交谈的房间应该是陈春先工作的房间，有一张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的大会议桌，陈春先说，办公桌是原来办公司时用过的。这张办公桌见证了陈春先一生的起起伏伏，也陪伴了陈春先平静的晚年。

　　陈春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46岁之前未脱离过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国改革开放20年，是中国社会最激烈变动的20年，有机会在这20年中“弄潮”it行业，既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大的幸运，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大的不幸。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释放出的大量历史机遇不可再现，许许多多在这个时期把握住机遇获取成功的企业和知识分子们的成长历程亦再难被后人摹仿;不幸之处在于，在这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们面临着比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剧烈的来自心灵深处的价值观的巨大冲击。而只有那些跨越了市场、体制和心灵“障碍”，成功地从知识分子蜕变 为商人，进而由商人蜕变为企业家的时代精英，才能最终成为时代的胜利者。

　　而陈春先可被谓为科学家、思想家、创业家，但他始终没有真正蜕变为商人和企业家。尽管陈春先非常清楚，“企业家大都是会搞营销、会运作资本，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需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对自己的特质，陈春先非常清楚。就像他虽然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依然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一样，有些东西，一旦被深深烙入他的“骨髓”，就不会被轻易改变。

　　24年来陈春先一直沉浸在企业沉浮的悲欢之中，一直经受着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和重塑自我的痛苦， 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重塑。陈春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过去的岁月中他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因为企业之间的纠纷，陈春先先后两次被人绑架，但陈春先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如果陈春先不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的性格，他也不能成为今天意义上的陈春先。这，也许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陈春先生平简介

　　1934年8月6日生，四川成都人。

　　1953年10月——1958年12月，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留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代表中方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讲，并受到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接见。

　　1959年——1966年，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理论物理、激光新型半导体等新领域的研究开拓工作。

　　1970年——1986年，发现国内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春装置，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的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均为国内之冠。1999年起任该基地客座研究员和高级顾问。

　　1980年——1998年，在中关村进行科技创业探索，历任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及所属企业董事长。

　　2002年，开始运行“陈春先工作室”，直至2004年8月9日凌晨逝世。